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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的国】

作者:杨早本书字数:K更新时间:
    仿佛真有天人感应,2月12日这天,上海的天气居然是“骤暖,甚有春气”。

    逊位诏书,南北政府各拟有稿。北方的那份,之前几天报章便有披露,开头便说自武昌变起,朝廷已俯顺人民之请,颁布“十九信条”,“将一切政权付诸国务大臣”,早已显示朝廷“不私君位之心”。但是现在情势危急,“若徐待国会之召集,诚恐延长战祸,大局难支”,而总理大臣之权势,“对内不足统制全国,对外不足综理外交”,所以将总理大臣名目取消,改为大总统,“一切政权悉由大总统主持,其大总统即由国民公举”。

    诏书稿强调说:“惟皇帝之尊严,除谢去政权外,与前定‘十九信条’无甚差异”,然后是“特命袁世凯会同南北官绅暂行组织临时统一政府,以消乱萌”。最后说“凡我军民人等,须知朝廷此举纯为国利民福,维持治安起见,一切事宜悉如其旧,万毋听信谣言,致滋纷扰”。

    这份诏书稿,可以用俗谚形容,叫做“倒驴不倒架”,又叫做“鸭子死了嘴还在”。可以想见,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,是不太可能为南方接受的。这一点,清廷中人何尝不知?所以他们最终还是采用了南方张謇主持拟定的诏稿,只是加上了“即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”。这句话,有人说是袁世凯加的,有人说是隆裕太后的主意。从清廷的角度说,将政权移交给一位大臣,总比移交给“孙汶”之流的乱党,来得稳当,也来得体面。

    郑孝胥直到辛亥年的除夕(2月17日),才在日记中抄录了逊位诏书。在诏书之前,他写道:“北为乱臣,南为贼子,天下安得不亡!”抄完又大骂列名诏书诸大臣:“干名犯义,丧心昧良,此乃豺狼狗彘之种族耳,何足以列于世界之人类乎!孟子曰:‘上无礼,下无学,贼民兴。’今日之谓也。”

    辛亥的上海除夕,热闹倒似乎过于京师。漫天的爆竹声中,郑孝胥写道:“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。”他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由他来逆天而行,重兴大清?大概连郑孝胥都不曾梦到,二十年后,他将站在今日紫禁城里那个六岁稚子身边,出任“满洲国第一任总理”。

    而此时,青年吴宓站在上海大马路一带,看着灯火光明,听着笙歌嘹亮,“回忆昨年今夕,其情况真不可问”——去年除夕,吴宓随父亲进京考清华学堂,被大雪堵在河南府,住在泰安客栈里。听栈里诸客谈论,有说京中鼠疫盛行,京奉铁路已停开,又有人谈起清华园,离城二十余里,靠近颐和园,风景优美,听得从未离乡的吴宓心中七上八下。路上雪厚近尺,无处可游,街道旁的人家都已换了新的门联,晚间爆竹声大作,“劈拍可厌”,想起家乡,吴宓又不免黯然神伤——可是,跟辛亥年的动荡坎坷比起来,旧年除夕“真不可问”矣。

    叶圣陶于旧年除夕毫无感觉。他正沉浸对“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”的失望与愤恨之中。“以专制之魔王而任共和国之总统,吾不知其可也!如火如荼之革命,大雄无畏之革命家,竖自由旗,策国民军,血花飞舞,城市尽烬,乃其结果为不三不四之议和,为袁世凯任大总统!呜呼,吾希望者已失望矣!”那么,在叶同学,不,现在是小学堂的叶先生了,在叶先生心目中,辛亥革命是失败了。

    整整一个月,他都在与顾颉刚等朋友讨论“无政府主义”,认定“政府之行为断不能为吾人造福”。仿佛为了印证他的观点,3月27日,苏州发生兵变,军队持枪抢劫,“将阊门马路及上塘街、下塘街、山塘街、南濠街各商铺及民家尽行抢完……抢毕后复各处放火,延烧竟夜”。这场兵变当然不像2月29日北京曹锟兵变那样具有政治意义,却足以打击一般民众对“天下从此太平”的向往。叶圣陶写道:“触我目入我耳者,无非此不情世界之恶消息。余本热心人,乃欲作厌世观矣。”这种厌世的情绪,在今后数年内,还将压在许多人心头。

    也许,还是让大清最后一任侍从武官唐在礼说着了:“很多人只知‘共和’,但是这个共和怎样共法,怎样建立新局面,新局面究竟如何,谁也不知道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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